“近零碳社区”潮流之下一个普通小区的低碳行动

  说到垃圾分类，成都锦华苑三期的业委会主任李福刚最近有些头疼：社区统一配置的智能垃圾桶早上7点起开放两小时，一些年轻人已赶去上班，等他们下班回家做完饭已是八九点，垃圾桶又关闭了，怎么丢垃圾成了难题。

  在锦华苑，定时定点开放的智能垃圾桶是标配，未解决丢垃圾的难题，小区计划为年轻人另外准备一个垃圾桶，由保洁员负责回收处理垃圾。

  如此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并不多见。李福刚所在的锦华苑三期隶属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这一社区也被称为“近零碳社区”。在成都当地，这一社区更为人熟知的是小区楼顶的“空中花园”，顶楼的绿意带来冬暖夏凉的功效，居民因此省下一笔空调费，也减少了碳排放。

  社区内不仅设置了太阳能路灯、太阳能供电的活动中心，未来社区还计划增设储电设备，以便更灵活地使用清洁能源。

  近年来，“近零碳社区”“零碳社区”在国内成为新潮流，天津、山东和广东等多地都开展了积极的探索。而据安公社区党委副书记赵登强介绍，在成都，打造近零碳社区，政府指导为主财政投入撬动，更多依赖的是社会资产金额的投入和居民参与。

  在深入探访“近零碳社区”中，南都记者也在追问：一个普通社区如何成为“近零碳社区”？它与真正意义上的“零碳”还有多远？在当前环保投入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零碳社区”能走多远？

  成都锦华苑三期小区里的花坛。该小区践行“近零碳社区”的理念，加入了低碳行动。

  锦华苑三期的垃圾分类已相对成熟：小区里配备了可回收垃圾自动回收箱，住户将可回收循环利用的塑料瓶、纸壳投入回收箱，系统自动称重估价后把相应金额打到住户账户，其他垃圾则由垃圾清运车带走。

  在这里，厨余垃圾还能就地转化为肥料， 小区的厨余垃圾堆肥装置位于进门50米的智能垃圾分类箱后，占地约12平方米，厨余垃圾倒入装置后，经过滤油、切碎和发酵等工序，24小时后就能转化为肥料。堆肥装置连接过滤装置，污水经过滤等无害化处理后直接排入地下水系统。

  安公社区党委副书记赵登强告诉南都记者，餐厨垃圾处置装置一天最多能处理500公斤厨余垃圾，产生的肥料不仅用于小区内绿化施肥，居民也可以取用。“刚推行垃圾分类时小区每年平均处理300吨左右，2023年的处理达到460吨。”他说。经粗略估算，460吨相当于2万余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

  更直接实现低碳的方式是增加绿化面积，“空中花园”是安公社区另一项重要的低碳实践。锦华苑对面，菜蔬新居小区的楼顶拥有1100平方米的花园，楼顶是整片的草坪，大朵的三角梅成簇绽放。

  赵登强介绍，铺设草坪选用的针叶佛甲草来自农科院培育，根长一般只有3厘米，对土壤深度要求不高，夏天隔热，冬天保温，降低楼栋的热量损耗；根须还能吸水，加固楼顶地面的防水性能。

  有居民告诉赵登强，以前家里开空调要40分钟室温才能降下来，空中花园建成后，大约只需20分钟。“空中花园”也成为居民们的公共空间，有人在花园里种了一些果蔬，特殊节气还会在楼顶举办活动，向小朋友们讲解西红柿发芽、生长最终端上餐桌的过程。

  去年，“空中花园”入选第28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全球十个绿色繁荣社区试点案例”，是中国唯一入选的社区项目。从低碳环保的视角来看，城市是碳排放的大多数来自之一，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成为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重要一环。

  环保与低碳在世纪之交成为热门议题，英国伦敦贝丁顿是国际上较早提出并践行“零碳社区”概念的社区。该社区于2002年建成，目的是展示一种在城市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居住的解决方案，以及减少能源、水和汽车使用率的方法，比如，建筑设计了雨水回收系统用于冲刷马桶等；通过特设备燃烧附近树木废料生产热能和电能，并通过植树恢复林木生态，接近能源供应零排放。

  然而，由于技术故障和维护成本高昂导致社区的燃烧设备关停，最终社区以购买风力发电等绿电的方式为小区供热设备供电。目前还未有社区达到真正的“零碳”。

  与此同时，近年来“近零碳社区”概念悄然兴起。2015年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目前国内多地如天津、深圳、广州和青岛等正在探索打造“近零碳社区”。

  根据公开资料，“近零碳社区”指的是在城市社区内利用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消费和废弃的模式，达到社区零能量消耗、零需水量及零排放等多项指标，实现社区的清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与贝丁顿类似，安公社区也在公共区域中安装了一个大型雨水收集系统，根据成都年平均降水量建了两个储蓄池，收集的雨水经过过滤和沉淀后，用来浇筑绿化带。南都记者了解，社区目前储存了约2000吨水，可连续10天灌溉2万平方米的绿化面积。

  除此之外，安公社区的11个小区中，已有7个小区使用太阳能智能路灯。这种路灯可依据环境自动调节亮度，比如冬季日落较早，路灯约18点自动点亮，夏季则是19点50左右，无人时路灯可自动调低亮度。据粗略估算，这些路灯每年可节省约5万度电，相对于线路埋在地下的传统路灯来说，维修也更方便快捷、成本更低。

  事实上，在绿色和低碳的实践方面，成都有着丰厚的“底子”。过去几年间，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投入颇多。

  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社区从小区居民的生活细节中得到启发和思考。他介绍，“空中花园”所在的菜蔬新居是老旧的安置房小区，内部没有公共空间，此前连棵树都没有，小区楼顶违建严重，1100平方米的面积上有1400平方米的违建，加上年久失修、楼顶经常漏水。

  随后，安公社区向居民征集改造意见。有人提议在楼顶打造一个空中花园，既美观又顺势解决违建和漏水问题。这一想法最终在2019年安公社区的一次居民代表会上讨论通过，居民们达成共识，拆除楼顶违建，重做地面防水层，最后建设空中花园。公园城市的“机遇”让老小区有了自己“空中花园”。

  拆除违建的过程并不顺利。赵登强记得，小区里有位大爷从农村安置过来后，在楼顶砌了一个一米多长的鱼塘养鱼，说想吃鱼的时候能自己钓，还辟出一块菜地，再打上桩、拉上网养鸡。

  “要拆掉这些，大爷死都不干，说你把我唯一的爱好都剥夺了，我上他家里劝了不下20次，有一次他特别生气，放狗来追我，体型还不小。”赵登强说。

  最终多次劝导，大爷才改变了态度。后来，这位最强“钉子户”成为“空中花园”的忠实守护者。

  “空中花园”刚建好的半年内，社区聘请专业工作者负责种花和保养，但因维护成本高难以为继，小区也每栋楼选出一位代表，负责养护花园，但效果达不到理想。小区这位大爷主动申请成为志愿者，说“反正鱼塘也给拆了，养鸡的地方也没有了，他还不如来养花。”赵登强说，楼顶的花都是他从种子开始培育，以前楼顶三角梅只有小小一株，大爷自己钻研怎么施肥，现在开得很大朵。

  相对于“空中花园”等增加绿化项目，安公社区的垃圾分类开始得更早一些。锦华苑三期业委会主任李福刚的妻子在2016年退休后搬入这个小区，当时他听妻子说她正响应社区倡导，学习垃圾分类。

  那时李福刚仍在新疆工作，只有休假时会回家，一开始他对这个小区的印象并不好：路面凹凸不平，垃圾被到处乱丢在垃圾桶旁，臭气熏天，垃圾分类形同摆设。他一度动过卖房搬家的念头。

  直到2018年，李福刚发现，楼栋间的垃圾桶已被收走，垃圾投放点统一设置在小区入口50米的垃圾分类站，小区还引入了一台处理厨余垃圾的堆肥设施。

  2018年，成都建成厨余垃圾处理集中设施，锦华苑三期从那时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安公社区探索购买公司可以提供的厨余垃圾处理服务，代替采购传统设备，以减少后期的人力成本和维护成本。

  为鼓励居民处理厨余垃圾，2021年社区还推行了一套奖励措施，1斤厨余垃圾等于1个积分，积满100分可兑换10元抵用券，可直接在社区合作的慈善超市和商店等直接消费使用。

  社区推行垃圾分类将近4年，过程漫长，目前已推动社区内8个小区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并逐渐形成一套成熟分类标准。在赵登强看来，安公社区之所以能推动垃圾分类等低碳项目，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更重要的是居民环保意识的形成和普遍的参与意愿。他认为，这种参与热情的重要基础是此前就已形成的社区居民自治体系和自治氛围。

  2014年，天府新区正式获批为国家级新区，安公社区作为基层治理改革的社区，以社区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小区每10户选出一位居民代表，在其中选举培育骨干，由骨干组成业委会，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如垃圾分类等保洁、安防、停车场管理、公共设备和区域维护等。

  李福刚2022年初当选业委会主任后，感受到了居民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热情。针对小区路面不平的问题，超过50%的居民表达支持修整，在小区公共收益、社区基金等多方支持下，小区共筹集120万用于该项目，施工期间不断有居民提出意见，或在现场做监督，最终完成改造。

  除了居民自治的浓厚氛围，社区的低碳行动还离不开充足的资金。赵登强介绍，2022年近零碳排放社区试点以来，已投入410余万元，其中政府投资不到50万元，大部分来自个人、社区基金和企业等社会资金。

  他以引进厨余垃圾处理装置为例，安公社区2018年引进一家深圳企业采用购买服务方式，包括菌种维护、设备检修以及处置水电费用和志愿者等大约每年9万元，就地处理餐厨垃圾，产生肥料用于小区公寓区域绿植维护以及小区居民阳台等“变废为宝”，增加绿植。

  社区的自发探索和创新行动也受到了立法保护，2023年10月施行的《四川天府新区条例》，提出天府新区应当建立完整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标准体系，围绕低碳城市等建设和生态修复、绿色建筑等重点工作，完善有关标准规范。同时，探索社区发展和社会治理相融合的基层自治模式。

  在成都，有多个社区加入了低碳行动。安公社区9公里开外的麓湖社区是一个高档小区，2014年起，麓湖社区的居民自发创立社团，从最初的10个发展到现在的上百个，并在2019年设立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支持开展“绿动计划”，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活动，比如厨余垃圾堆肥实验、种植水草修复生态和废弃塑料瓶艺术创作等。

  赵登强觉得，正是成都开放包容的氛围，对创新的鼓励，尤其是社区发展治理的土壤和社区的自力更生，“近零碳社区”才得以产生。

  自主供能就是一道显而易见的“坎”，目前安公社区日常生活所需的水电气，均由国有企业统一供应，与传统社区并无区别。赵登强估计，即便把社区所有能安装太阳能发电板的地方都装上，发电量最多只能覆盖半个社区的用电量。社区内唯一依靠自身发电的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屋顶铺设的光伏板的发电量为一天180-200度左右，仅能维持本身的日常用电。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目前没有社区可以宣称完全达到“零能耗”，老牌“近零碳社区”贝丁顿也需要从外部购买由风力涡轮机产生的绿色电力，为生物质锅炉供电。

  相比之下，赵登强认为，未来储能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目前，安公社区正探索引进企业合作在社区公共区域放置储能柜，可以从根本解决用电高峰的用电难题，更主要是在电价较低的谷时储存电力，然后在电价较高的峰时释放或出售这些电力，从而获得价格差额的利润，根据估算，如果将储能设备用于商业用电，加上政府补贴，预计7-8年能回收成本。

  储能技术是未来低碳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投资储能不仅是考虑长远的未来，当下储能柜也能发挥节能作用的同时，还能在断电等情况下提供应急用电，尤其对于居民楼底商来说，停电一天的营业额损失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

  “近零碳社区”建设中，准确核算碳排放数据也至关重要，这是社区规划者设定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评估减排措施效果的直接参考。而准确的碳排放数据报告，也有助于提高社区透明度，便于公众动员和公众监督。正常的情况下，社区的总碳排放包括建筑物供暖、制冷和居民烹饪等直接碳排放，以及消费能源和使用电力时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目前，安公社区的总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等数据尚无精确统计。赵登强说，可以从能源供应方获取的社区总用电量、用水量和用气量等估算得出间接碳排放量，但目前还无法收集涉及居民的交通出行、废弃物产生量等72种场景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收集的成本过高，正在探索从居民的生活和出行以及社区场景建设方面推进“近零碳”建设等。

  值得关注的是，除成都之外，目前广州、深圳和青岛等地也在探索建设“近零碳社区”。其中，深圳的大梅沙社区曾公布2020年的碳排放数据，其中碳排放总量为4221.31吨，社区人均净碳排放量0.67吨二氧化碳（人·年），主要来自于居民用电碳排放量，其次为汽车碳排放量。

  赵登强也表示，未来安公社区将与企业合作，通过数字化可视的“碳踪迹”，将不易察觉的“碳”行为转化为形象感知、动态掌握、精准分析、科学决策的具体实践。同时，采集社区群众减排行为，建立个人“碳减排数字账本”，以低碳公益积分和优惠激政策励，鼓励居民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